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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医精诚:狱中行医的港大医学院院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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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0-06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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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叙及华人西医书院初期的四位大医及困境,其实直至1911年港大建校,人手匮乏,资金紧绌的局面依然如故,大多数教员仍是兼职﹕或有私人执业,或者任职政府,医学院很难称得上是学术机构,直至一批新人到来,才逐渐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标準,其中包括学院史上最年轻的院长狄比(Kenelm Hutchinson Digby)。1915年他年方31岁出任院长,因此笔者出任此职时40岁,只算是「第二年轻」,第三位则是现任医管局主席梁智仁,他当时41岁。

31岁院长 放弃锦绣前程来港拓荒

狄比早在伦敦盖伊医院(Guy’s Hospital)受训期间已是获奖优异生,并获授皇家外科学院院士,前程锦绣,却应港大邀请担任解剖学教授,来港「拓荒」。这时期香港的卫生状况堪称恶劣,结核病、疟疾、脚气病(beriberi)等高发,又值清朝覆灭,时局动荡,大量难民来港,1914年整体死亡率比1899年还高,达千分之23.34(对比2016年的6.4)。

1913年解剖学院刚成立,位于薄扶林道校园西边尽头,是第一座为医学院专用的教学楼,由狄比只身担起整个部门的教学、行政、发展等多重职务。1915至1918年间,医学院只有三位全职教授﹕身兼解剖和外科学系的狄比,接任生理学教授Greer Edmund Malcomson的Herbert. G. Earle,以及任教新成立的病理学系的王宠益。这几年间港大濒临破产,由于人手极为有限,狄比曾三度担任医学院院长,事实上这个职务一直由教授轮流兼任,全职执行院长制(executive deanship)其实只是2004年才开始。狄比多次写信给洛克菲勒基金会(Rockefeller Foundation)的中华医学会(China Medical Board),极力游说设立内、外和妇产科三个讲座教授席,为医学院巩固核心临牀科目。

教学经费一直捉襟见肘,遑论学术研究,但在繁重工作之余,狄比依然成功于1919年出版着作Immunity in Health,专门研究扁桃体(tonsils)和阑尾(vermiform appendix)的功能,具领先时代的远见;他的外科成就还为日后的骨科治疗提供了原则和技巧基础。他又力助王宠益筹款出版教科书A Handbook of Pathology,取得罗旭龢爵士(Sir Robert Kotewall)和另外两位华商的支持,这本500多页的作品最终在伦敦出版,并且为英国多所大学採用。罗旭龢爵士之孙也是港大医学院毕业生,现为玛丽医院外科驻院医生,这是否前人的福泽在冥冥中得到的回应?

狄比借鉴盖伊医院的亲身经验,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他知识领域,独立思考,勇于表达,组织成立医学会(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dical Society),又设法筹款成立奖项,并协助医科生创办会刊Caduceus,即今学生会医学会期刊前身。1920年代初,医学生不及百人,许多来自外地,教职员也不超过二十,狄比与夫人常举办聚会,其亲切气氛令人倍有归属感。他的许多学生深受启迪,毕业后仍努力钻研和创新医术,其中一位即日后的外科圣手王源美。

日佔时被囚 牢中开校务会议

但1941年12月香港被攻佔,打断了这胼手胝足建立的一切,日军曾表示可以给狄比自由,条件是他必须合作,但他断然拒绝,宁愿被囚赤柱拘留营。营内人数多达三千,传染病十分猖獗,幸有狄比和一些医护人员自发行动,在简陋的条件下成立医院及手术室,才避免了更多伤亡。虽然失去自由,他与一班港大同事并没有失去信心,依然定期在营内召开校务会议,为战后港大复课作準备。

虽然他的镇静和勇气为周遭的人带来鼓舞,但他自己的健康不免受损,目睹众多亲友的伤亡和离别,也给他精神重创,战后他体力衰减,只得告别工作超过卅年的港大,回国后他还不断写信向英国政府申请援助,帮助港大重建。

港大外科学系于狄比逝世翌年设立狄比纪念基金,又于1969年开设狄比纪念讲座,历年邀请各界典範人物譬如方心让、郑海泉、盛智文、陈德霖、幕内雅敏(Masatoshi Makuuchi)等主讲,乃全城年度盛事。先贤的身教是医学院最深厚的传统之一,所谓大医,除了仁心仁术,还有忠诚——无论身在何方,人生顺逆,尽心教育的职责,忠于医者的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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